一、云南民族文化特征的鄉(xiāng)土性 自古云南地處閉塞，交通不便，即便有“蜀身毒道”、“茶馬古道”這樣聯(lián)系外界的通道，但“蜀道難，難于上青天”，而滇道之難，又遠遠超過蜀道。因此造成了云南民族人口流動性小，社會開放程度低，形成了云南各民族社會發(fā)育程度的參差不齊。從原始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萌芽，人類社會發(fā)展經過的幾種歷史形態(tài)都有存在。由于歷史上長期處于封閉狀態(tài)，加之自然資源又較為豐富，很容易形成封閉式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，并由此形成了一種比較完備的“隔離機制”。這樣，其文化形態(tài)都較少發(fā)生重大變革，決定了云南民族文化具有鄉(xiāng)土性的特征。 但也正因為云南民族文化的鄉(xiāng)土性，造就了云南民族文化的獨有的魅力。云南絢麗多彩的民族文化資源包括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及歌舞、風俗、工藝品、服飾、建筑、飲食、節(jié)祭等等，構成了云南特有的山山水水各見人間千秋的人文景觀，為文化事業(yè)的繁榮和文化產業(yè)的發(fā)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： 一是民族歌舞資源。云南人已經在民族民間歌舞的市場化運作方面進行了許多有益嘗試，《云南映象》就是把展示、保護和開發(fā)云南民族歌舞資源融為一體的成功例證。 二是民族民間工藝品資源。如鶴慶縣新華村的金屬手工藝品，劍川的木雕，大理、巍山彝族、白族的扎染，會澤生斑銅工藝，香格里拉尼西制陶，建水紫砂陶，鎮(zhèn)沅黑陶，大理石制品等等。 三是民族服飾文化資源。云南各民族在服飾上造型異彩紛呈，色彩繽紛艷麗，制作工藝多種多樣。鄉(xiāng)土性和個性化給民族服飾提供了生存拓展的空間和土壤。 四是民族節(jié)慶文化資源。傣族的“潑水節(jié)”， 白族的“三月街”，彝族白族的“火把節(jié)”，傈僳族的“刀桿節(jié)”，景頗族的“目腦縱歌”等。這些都是云南少數(shù)民族特有的、巨大的文化精神財富和審美需求的載體。 五是民族飲食文化資源。云南各民族的美食具有濃郁的民族色彩，這也體現(xiàn)了云南民族傳統(tǒng)餐飲文化和特色。 云南獨有的民族文化特色，再加上云南氣候、地形、地貌以及生物的多樣性造就了旖旎迷人的自然風光，使云南成為一片世界少有的令人向往的神奇樂土。要把云南建設成民族文化特色大省，云南民族文化的鄉(xiāng)土性正是其木之本，水之源。 二、云南民族文化特征的邊緣性 由于地理環(huán)境、社會經濟和歷史文化等原因，云南從社會政治意義上處于邊緣地區(qū)。邊緣性的原因是多樣的，如少數(shù)民族有語言交流的問題，很多人不會普通話，而且他們的文化信仰、管理方法、技術，與漢族不同，和現(xiàn)代技術完全不一樣。因此對于內地的主流文化來說，云南民族文化就成了一種邊緣文化。 民族文化特征，除內在的民族認同等心理特點之外，有兩個被文化人類學家公認的可以外顯的特征：民族語言和民族藝術。二者被合稱為民族文化母語。正是這種母語文化，孕育著民族的精神，塑造著民族的靈魂。新中國成立后，云南地區(qū)的民族文化得到空前繁榮，使人為之欣喜。但大好形勢下的某些不足之處，也確實讓人擔憂。這里，我記述幾件網上看到的事例。 其一：2002年，蒙自師專音樂系提供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：該系出生于上世紀1982年前后的14名紅河籍哈尼族、彝族等少數(shù)民族學生中，會講本民族語的6人，占42.86%；會用本民族語言演唱自家民歌的只有2人，占14.28%。而60年代的少數(shù)民族學生，則全都會講本民族語、會唱本民族民歌。兩者相比，40年間上述民族文化母語消失的年均速度，分別為1.42%和2.14%。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，讓其放任自流，那么，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時的2020年，在這樣的少數(shù)民族學生中，會講本民族話的5 便不足20%；不用到2010年，在這樣的少數(shù)民族學生中，就很難找到會用本民族語言演唱本民族民歌的人。這說明，單向的、換血式的教育，學生的民族特征必然會因文化母語的被置換而逐漸淡化。 其二，在一些民族地區(qū)，個別青年在外邊學習或闖蕩幾年之后，突然覺得自己的民族文化落后、民歌難聽，在家鄉(xiāng)父老面前，寧肯洋洋得意地裝做一個初來乍到的外地城里人，而恥于公開自己的真實族別，羞于啟齒自己的鄉(xiāng)音歌調。這說明，即使母語尚未完全喪失，若文化價值取向被誤導，民族心理也會被扭曲而變態(tài)失衡。 因此，在看到云南民族文化的邊緣性特征的同時，警惕各民族文化的徹底邊緣化，保持云南民族文化這些獨有的特色和傳統(tǒng)。不讓所謂的“現(xiàn)代文明”抹滅了寶貴的文化傳統(tǒng)，失去了民族的靈魂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。 三、云南民族文化特征的和容性 云南各民族文化的精神，即兼容并蓄的包容性、多元并存的開放性、親近自然的本源性和文化生態(tài)的和諧性，體現(xiàn)著一種和諧的生活方式。 云南地處中國西南邊陲，毗連中南半島，是人類的發(fā)祥地之一，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地區(qū)。早在兩千多年前，云南就是中國從陸上通向印度和東南亞、南亞的門戶，是古代人民友好往來的重要鏈環(huán)。著名的“南方絲綢之路”、“蜀身毒道”、“茶馬古道”等都經由云南通往各地，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文化在此交融，造就了云南文化的多元特點和包容性。 據(jù)歷史文獻記載，漢族文化與云南各少數(shù)民族的文化交流歷來頗為頻繁，現(xiàn)今我們聽到的納西古樂和通海洞經音樂中，就不乏唐宋漢家音律。在其它文化領域里，如耕作文化、食文化、茶文化等等。這里有過輝煌的青銅文化，是稻作文化和茶文化的發(fā)源地之一；這里的大小爨碑對漢字書法法度作了大膽突破，拾級而上的層層哈尼梯田更是將水田稻作移植到山坡的偉大創(chuàng)舉；這里孕育出了蜚聲海內外、成果驕人的南詔文化、貝葉文化、東巴文化；這里的民族民間文學創(chuàng)作含珠蘊玉，神話及史詩彌補了漢文化體系中的一個重大缺憾??文化交流的例子也不勝枚舉。云南民族文化特色就是在長期整合中，棄粗取精，取長補短，不斷發(fā)展形成，從而達到包容合蓄的境界。 同時，也就是在長期的文化包容整合過程中，越來越強勁了云南民族文化的特征和能力。 地處中華文化圈、印度文化圈與東南亞文化圈交匯點的云南，不但是亞洲各民族文化系統(tǒng)網絡最重要的節(jié)點，也是人類文化遺產最珍貴的共生寶庫，各族文化的鄉(xiāng)土性、邊緣性、包容性，終催生出了今日洋洋大觀的民族文化多樣性，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中濃重而有力一筆亮彩。

南詔大理國時期漢文化對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影響:南詔大理國是唐宋時期中國西南地區(qū)產生重大影響的少數(shù)民族地方政權、是全面發(fā)展的文明社會，其文化呈現(xiàn)出開放多元、兼容和諧的特征，其文化受到了自然環(huán)境的影響，由于受到時間、空間的限制和影響，使客觀自然地理環(huán)境因素和主觀人文環(huán)境因素的發(fā)展相互產生了一定阻礙作用。由于云南本身自然地理環(huán)境的特殊性，山高峽深的地形導致其交通在南詔大理國時期并不發(fā)達，對外界的聯(lián)系早期并不充分。因此當時的地方民族文化呈現(xiàn)出一定的邊緣化。因此造成了云南民族人口流動性小，社會開放程度低，形成了云南各民族社會發(fā)育程度的參差不齊。由于歷史上長期處于封閉狀態(tài)，加之自然資源又較為豐富，很容易形成封閉式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，并由此形成了一種比較完備的“隔離機制”。這樣，其文化形態(tài)都較少發(fā)生重大變革，決定了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邊緣化。同時，邊緣性的原因是多樣的，如少數(shù)民族有語言交流的問題，很多人不會普通話，而且他們的文化信仰、管理方法、技術，與漢族不同，和現(xiàn)代技術完全不一樣。因此對于內地的主流文化來說，云南地方民族文化就成了一種邊緣文化。在后期，隨著中原漢文化的崛起，漢文化影響力逐漸提升，隨著人口遷移，貿易以及俘虜?shù)攘魅?，漢文化對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產生了巨大沖擊。同時，因為云南地方民族文化也有著強大的包容性，云南各民族文化的精神，即兼容并蓄的包容性、多元并存的開放性、親近自然的本源性和文化生態(tài)的和諧性，體現(xiàn)著一種和諧的生活方式。“蜀身毒道”、“茶馬古道”等都經由云南通往各地，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文化在此交融，造就了云南文化的多元特點和包容性。據(jù)歷史文獻記載，漢族文化與云南各少數(shù)民族的文化交流在南詔大理國中后期也頗為頻繁，在文化領域里，如耕作文化、食文化、茶文化、青銅文化各個領域二者都有充分交流，同時，漢文化對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沖擊并不是同化，而是相互補充，融合發(fā)展，也因為漢文化帶來的先進生產技術，思想觀念，也促進了云南地方的經濟社會發(fā)展，加強了云南與中原的聯(lián)系，給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延續(xù)與發(fā)展注入活力。總而言之，南詔大理國時期漢文化對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發(fā)展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，文化間的交流與碰撞有利于文化的互補融合發(fā)展，給南詔大理國的社會經濟發(fā)展也注入了活力，云南，不但是亞洲各民族文化系統(tǒng)網絡最重要的節(jié)點，也是人類文化遺產最珍貴的共生寶庫，各族文化的鄉(xiāng)土性、邊緣性、包容性，終催生出了今日洋洋大觀的民族文化多樣性，成為中華民族文化中濃重而有力一筆亮彩。而南詔大理國的漢文化沖擊更是使文化交流加深，給云南后世的文化發(fā)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促進了云南地方與中原各地的文化認同感與歸屬感。是云南文化歷史繁榮發(fā)展的一個重要時期。